钟小芳

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化解中央苏区的经济困境，中央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热潮。这场声势浩大的劳动竞赛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苏区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了苏区生产力的发展，传播了党的思想和主张，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还为抗战及新中国成立后劳动竞赛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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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各地开展劳动竞赛的重要基础和主要场所。党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劳动竞赛，科学有序地指导竞赛活动。

苏维埃政府在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两级政权之下设立了文化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竞赛委员会及各种临时委员会等机构，主要负责筹备竞赛的相关工作，确定竞赛时间、竞赛目标、竞赛条例及负责监督竞赛完成情况。1932年6月2日，《永新二区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各乡政府与列宁室的工作要实行革命竞赛的方法，由竞赛委员会规定竞赛条例和时间，并评判优劣点，以给奖品。

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派出巡视团或巡视员指导和检查竞赛的开展情况。1933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第2号训令《春耕计划》中规定：“县、区巡视员要到乡村去参加群众大会，帮助他们规定计划，组织竞赛分配工作，亲身督促他们执行，不要如马上看花一样，开开会做做报告就回来。”1933年2月10日，胜利县组织巡视团分别从桥头、古龙岗出发，深入各乡村以革命竞赛动员群众加入雇农工会工作。各领域构建了自上而下的劳动竞赛机构，保障竞赛能够持之以恒的开展。

构建有效的宣传方式

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劳动竞赛构建了以文字宣传、语言宣传及文艺宣传为一体的宣传方式，全方位营造浓厚的竞赛氛围。

文字宣传是劳动竞赛最常用的宣传方式，具有影响力强、准确性高、辐射面广的特点，具体内容包括发放传单、撰写标语及兴办报刊等。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稳固，中央苏区涌现出大量的报刊杂志，如《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红星报》等。它们争相报道了苏区的扩红运动、推销公债、春耕运动、查田运动、节省运动、慰劳红军、识字运动、读报运动及卫生运动等竞赛，将你追我赶的竞赛氛围渲染得愈加浓厚。

语言宣传相比其他宣传方式，更具感染力、号召力，直观易懂，更易引起群众共鸣，激发群众参加竞赛的热情。1934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政治部喊出“努力春耕为增加二成生产而斗争 实行春耕竞赛消灭荒田!”的口号，内容简洁、主旨鲜明、振奋人心。

文艺宣传主要包括歌曲、美术及戏剧等呈现方式，因富于娱乐性和感染性，是劳动竞赛最具宣传效果的载体。如描述了苏区群众以竞赛的形式进行兴修水利、掀起了兴修水利热潮的《竞赛歌》：“今年不比旧前年，残酷战争在眼前，保障秋收加两成，开展竞赛莫迟延。增加生产各争先，建设水利好明年，男女老少齐上阵，优胜题名红报边。工农力量大如天，坏坝崩坡筑得坚，蓄水池塘也整齐，无雨水足不靠天。”

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

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制度，指导劳动竞赛科学合理开展。

党和苏维埃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劳动竞赛的制度，为根据地竞赛活动“保驾护航”。一方面，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规定竞赛是苏维埃的工作方式之一。1931年11月，《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明确将“组织革命竞赛，并进行定期的竞赛成绩检阅”作为各级苏维埃的7种工作方式之一。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中提出：“必须更进一步来发扬与提高苏区工农群众的劳动热忱。乡村中由农民自己所组织的生产突击队、冲锋劳动队以及国家企业中的革命竞赛等，应该广泛地散布出去，以提高生产。”此后，竞赛得到了广泛开展，渗透到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卫生等各个领域，开展竞赛已成为苏区社会的一种常态化现象。另一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也对劳动竞赛的开展作出了一系列更加详细的制度安排。1933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提出，要举行卫生竞赛，订立口头的或文字的竞赛条约，家与家竞赛，小组与小组竞赛，村与村竞赛，乡与乡竞赛，区与区竞赛，以至发展到县与县竞赛，机关与机关、部队与部队亦可竞赛。纲要还详细规定了竞赛的领导机构、竞赛条约及竞赛对象等，促使各地卫生竞赛有序开展。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先后撰写《论国家工厂的管理》《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等文章，指导工会大规模地开展生产竞赛。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的严密有力的规章制度，促使竞赛活动制度化、科学化、常态化。

表彰先进的劳动群众

奖励政策有利于调动群众参与劳动竞赛的积极性。这一时期的劳动竞赛奖励既有物质奖励，也有精神奖励，但主要是精神奖励。

奖励优胜者是调动群众参与劳动竞赛的有效方法。竞赛初期，中央苏区主要采取精神奖励，发给优胜者奖旗、奖状及奖章等物品。1931年11月，《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由上级苏维埃政府派代表去检阅和评判竞赛的结果，并给竞赛胜利者以某种奖励。”随着竞赛的发展，有些地方开始奖励实物，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加竞赛的积极性。1933年底，上杭、新泉、武平、代英四县区开展“冬耕积肥、植树种棉和兴修水利”的竞赛，竞赛完成后，“由省土地部再召集会议检阅，一等奖耕牛，二等奖农具，三等奖种子，如特别优胜另奖”。

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也善用党报宣传劳动模范。《红色中华》专门开辟“红板”和“红匾”专栏，刊登模范的先进事迹，表彰劳动模范。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在“红板”专栏刊登了从白军蒋鼎文师俘虏来的蔡汶医生主动请求减少津贴，由60元减为25元，及傅连暲院长主动退还20多元公债，自愿捐助一批私人历年积购的药品等先进事迹。另外，党和苏维埃政府也重视表彰模范集体。受到表彰的瑞金武阳区、兴国长岗乡及上坑才溪乡等是典型的模范乡、模范区，是优秀的模范集体。1933年5月，中央政府召开“春耕模范”赠旗大会，武阳区和石水乡的代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了表彰旗帜。(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