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抗争史 ,又是中华民族的探索史、发展史。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资料图】

中国近代史论文范文篇一

《论李鸿章外交及洋务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

内容提要：洋务派的对外主张，历来颇受争议。特别是李鸿章其人，当世和后世的人对他的评价千差万别。本文旨在以李鸿章为例，分析他的“以夷制夷”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的得与失，最终超越李鸿章、超越得失，而从大时代的角度探讨李鸿章外交以及以他为领军人物的洋务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李鸿章 以夷制夷 均势 自强

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划时代举动，但是，战争结束后，朝野上下普遍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认为战争远去就可以完事大吉了。统治者的不思进取，导致“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2]。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一些开明的士大夫才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奕?感喟于中国传统武器与西方现代化兵器的巨大差别，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对华尔和戈登等人的“洋枪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内忧敉平、外患渐息之后，他们开始冷静思考自强之道，于是，一场持续四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蓬勃兴起，而主持这场运动的人，就是我们所称的“洋务派”。

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对西方的一次伟大的回应。它的重要意义，不是用几个新式的工厂和企业就能说得清楚的。洋务派的改革举动十分丰富，尤其是在对外主张方面做出了许多创举，如派遣驻欧洲国家的外交使节，与巴西等国建交等等。在与“清流党”的论争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完善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很多改革良策，在对外关系方面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些行动的累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改革国家深层体制的临界点，只不过由于各方面的限制，这些人无法做出更加举世瞩目的举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缘故而低估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洋务派的对外主张，本身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因为洋务运动本身就是一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运动，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直接牵涉到对外事务。因此，我们可以说，洋务运动本身就是一次对内主张和对外主张互为表里的运动，两种主张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为了使本文的观察点更为集中，我想选取“外交”作为一个切入，来考察洋务派——特别是李鸿章——对外主张的得与失。

洋务时期的外交是极为系统的，在这当中，李鸿章扮演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角色，所以，人们也将洋务时期的外交成为“李鸿章外交”，这根本没有言过其实。可以说，李鸿章将中国带出了两次鸦片战争之间那种“外交虚无”的状态，主动运用一系列现代外交技巧和外交理念，使中国的外交决策更加理性化，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外交的现代化。但是，李鸿章至今仍然背负着“汉奸”、“卖国贼”的骂名，***在谈及维护主权问题时，也经常用他做类比，告诫周围的人不能“做李鸿章”。可以说，从效果上看，李鸿章外交给中国带来的是更多的“屈辱”。那么，李鸿章的外交理念和外交实践的得与失分别在哪里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呢?

一、“以夷制夷”：中国语境下的均势外交

一个弱国，处在列强环肆的世局当中，必然要学会使用一定的外交技巧，以保证本国的基本生存。在这种情形之下，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来互相牵制，从而保证自身独立和生存，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方法。纵观李鸿章的外事活动，无不体现着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以夷制夷”。而我认为，这就是李鸿章主动应用国际政治中的均势理论的例证。李鸿章并没有将这种外交主张写成像《筹议海防折》那样经典而系统化的文章，但是他的“以夷制夷”实践，却是相当之系统化。

摩根索认为，“若干国家追逐权力，各自试图维护现状或推翻现状，势必导致所谓权力均衡的态势和旨在维护这种态势的政策。”[3]“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4]是均势外交的精义。所以，利用各国在华“野心”的不同，就可以使各国的相互牵制成为可能。晚清一些开明士大夫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春秋时期的小小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19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因此，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及其朝鲜和安南(越南)等属国也采取这种政策。”[5]均势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萌发比较早，林则徐就曾主张允许各国在广州贸易，通过竞争以牵制英国。魏源的“以夷攻夷”思想虽然幼稚，但更进了一步。他希望通过连结俄罗斯、美国、法国甚至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国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在巴黎研究国际法的马建忠，通过对欧洲局势的分析，主张首应重视邦交，实行联合政策：“盖天下事众擎则易举，孤掌则难鸣，理之常也，夫同宅寰中，此疆彼界，而建为国，则必小事大，大事小，忧危与共，战守相援，而势乃不孤。故英得法助，奏绩于黑海之滨。意与法联，逞志于缘坛之上……自均势之局定，而列国安危所系，莫大于邦交。”[6]他在一封从巴黎寄回的信中详细阐述了均势理论，指出欧洲各国之间的和平是由这一机制来维持的。这个观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李鸿章[7]。李鸿章在外交实践中，大量采用这种方法，依靠列强的调停，这期间有失也有得。因此，我认为，李鸿章“得也外交，失也外交”。

二、得也外交：早期实践的局部成功

李鸿章有意识地利用均势原则“以夷制夷”，有几个比较成功的案例。第一个是处理1870年的天津教案。1869年，法国天主教会在天津建立了望海楼教堂，次年6月，有谣传显示，很多拐卖儿童的案件均与教堂直接相关，并且教堂修女经常虐待并杀死育婴堂的婴儿，将他们的眼睛和心挖出来入药。愤怒的天津市民围攻教堂，知县刘杰与法国领事丰大业发生争执，后者枪杀了前者的一名仆人。天津市民愤而殴毙丰大业，火烧了望海楼教堂和其他的一些英美教堂，事件中还有英国和俄国公民死伤。各国炮舰迅速开往天津示威，直隶总督曾国藩顶住压力、秉公办事，对肇事的中国人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但仍然落得个“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而且局势仍然紧张。朝廷派李鸿章接管此案，李鸿章敏感地观察到，此时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因而迅速了结了这个案件，避免了战争。这是均势原则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马嘉理案和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是又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马嘉理案发生于云南，1874年，英印当局要组成一个“探路队”勘察滇缅陆路的“各个商业路线”，要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赶到缅甸陪伴“探路队”一起进入中国。1875年2月，马嘉理在云南边境地区被当地居民杀害。英国政府趁机提出扩大在华权益的要求，公使威妥玛甚至逼迫说要将云南巡抚岑毓英提京审讯，衙门认为绝不可行。李鸿章接管此案之后，注意到，英国主要力量被牵制在了土耳其危机上，因此希望从速解决滇案;加之威妥玛因超出滇案以外的其他要求和不容他国干预其事的态度，已使英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这时，因为关涉到其他国家在华的切实利益，俄、美、法、德、奥、西等各国公使以避暑的名义云集烟台，就近观察李鸿章和威妥玛在此地的谈判。李鸿章于是“联络各使以间其党援，而讽公论”。他甚至“仿照西例”，宴请招待各国公使，饮酒交谈，“兼欲激射英事，群情欢洽”，“公论颇不以提京为是”。[8]就这样，在条约中，并没有写进去提京审讯一事，而且确实达到了降低英国提出的过高要价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出色地运用了在列强之间周旋的技巧，借利益攸关方的力量和舆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当然，《烟台条约》在本质上还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在认识到战败必然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时，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鸿章用外交的手段避免了损失的扩大，这也符合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

李鸿章在处理朝鲜问题的早期，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了“以夷制夷”的均势外交的重要性，并通过致朝鲜当政者的信体现出来。江华岛事件之后，李鸿章认识到了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巨大威胁。为了使朝鲜不被日本独吞，他接受了丁日昌的建议，决定在朝鲜推行“牵制政策”。在写给高丽元辅李裕元的信中，李鸿章说：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视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9]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多年的劝导，朝鲜接受了这种新政，于是经过中国的介绍，朝鲜主动与英、美、德、法签订了通商条约。

我们无法就这个单一的事情来证明李鸿章在这个事情上“有所得”，因为后来的事件发展人所共知，中国不仅丢掉了朝鲜，还赔上了自家的国土。但是，我认为，从这个事件本身看开去，从长远的角度分析，在朝均势政策虽然没有使洋务派立即得到收益，但是却给中国的外交思想留下了一笔很大的财富。正像李扬帆老师认为的那样：“把属国开放，使其进入西方的条约体系，以防止别的大国独占朝鲜的政策，是李鸿章在外交上的一个大手笔，他改变了传统的中国与属国间的关系，力图在承担较少义务的情况下，维持属国与宗主国的特殊关系。”[10]也就是说，李鸿章突破了“朝贡体系”的局限，开始用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处理国际问题，这是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上的一个巨大转变，它对于中国人观念世界的影响是不容小视的。

三、失也外交：甲午战争的悲凉结局

“以夷制夷”虽然是一个能够周旋于大国之间保证国家生存的可行政策，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能取得一些收益，但是，综观中国近代外交的全程，还是“失”大于“得”。不管我们怎样赞扬李鸿章均势思想在朝鲜半岛上的运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给李鸿章彻底翻案。毕竟政治是现实的，而且大多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我们之所以说李鸿章“失也外交”，是因为赫德曾经在甲午战争前后说过一句话：“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11]我们就以中日战争前后的外交过程作为实例，来分析李鸿章的“牵制”外交为什么没有获得成功。

我们都知道，李鸿章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一直奉行的是“避战求和”政策。因此，他寄希望于朝鲜半岛的利益攸关方能够再次发挥作用，调停这场冲突，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局势，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战前，朝鲜半岛的格局大约是这样：李鸿章出于对日本野心迅速膨胀的戒备，转变了此前的“牵制政策”，开始积极干预朝鲜事务。可以说，这时的朝鲜，是紧紧附属于中国的羽翼之下的。日本觊觎朝鲜已久，从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步步紧逼，但是令它坐立不安的是北方的俄国，因为后者不仅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更希望将势力扩展到紧邻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朝鲜半岛。除此之外，英国在朝鲜也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并且与日本的关系也比较不错，因为出于均势的考虑，它害怕俄国在朝鲜的势力过于膨胀。以上就是东北亚权力格局，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这一格局是均势的，但是日本实力的迅速上升和扩张意图的逐渐升级，势必将破坏朝鲜半岛的均势。破坏意味着战争，战争意味着奉行“现状政策”的国家利益受损。李鸿章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决定找俄、英两国进行调停。俄国一开始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公使喀西尼甚至保证说如果日本拒不撤兵，会使用“压服之法”。但是，时间不久，俄国的态度就软了下来。究其原因，俄国在东西伯利亚的建设还处于基础阶段，其调兵遣将的能力要较日本逊色很多，况且如果对日本过分强硬，会将后者推入英国的怀抱，而俄国对于与日英两国正面交锋更够取胜并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李鸿章寄希望于俄国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于是，李鸿章将视线转向英国，希望英国能够“帮助”中国防止战争的爆发。那么，英国在朝鲜半岛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们知道，英国在欧洲的纷争中，向来起到的是一个“平衡手”的作用，它是欧洲国家中，运用均势原则最具自觉性的国家。在这次朝鲜危机中，英国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必然要维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但是，英国十分恐惧俄国势力南下，威胁自己的权益，因而也对远东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

不能简单地认为，英国“支持”、“怂恿”日本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英国政府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既要维护其在中国乃至远东的既得利益，又要阻止俄国乘机插足远东而与英国争霸，所以它主观上要想方设法制止中日战争的爆发。但由于中国的软弱，显然无力挡住俄国的南下。英国政府有鉴于此，便将日本视为防御俄国的战略伙伴，这就使它必然要处处迁就日本。在制定调处方针时越来越向日本倾斜，日本政府也摸准了英国当政者的心态及恐俄的弱点，便以此为由头牵着英国的鼻子走，甚至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一步一步地把中日唇枪舌剑之争引向真枪实弹的辩论——战争。[12]

由此可见，英国在主观上有继续维持东北亚局势稳定的意图，但是因为被日本的意图所拖累，最终在客观上还是没有制止住战争。李鸿章力图利用列强之间的利益差别维护远东均势的想法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由于客观上的原因，局势超出了李鸿章的控制。

朝鲜以及整个远东的均势，是可以用模型来进行解释的。摩根索在论述权力均衡时，曾假设有两个争夺权力的大国A和B和一个小国C，他论述道：

A国控制C国所必需的权力由于受B国的反对而被抵消了，如果不是被超过的话;反之，B国企图控制C国所需的权力也被A国的权力抵消了，如果不是被超过了的话。不过，均衡在这里除了使A国与B国之间形成一种不可靠的稳定和安全关系外，还附带地履行了另一种功能，即维护了C国的独立，使其免于A国或B国的侵害。C国的独立仅仅取决于A国与B国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状况。……如果这种关系发生了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即A国的决定性转变，C国的独立将立即处于危险之中。[13]

李鸿章在朝鲜推行的外交政策，其实正是这条原理的体现。他力图让均势各方的权力相互抵消，以保障小国朝鲜和弱国中国的独立和生存。开明士大夫所说的燕国处于强国之间而生存，比利时处于列强夹峙中而独立，依循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李鸿章的政策终究是失败了;同样的，燕最终亡于秦，比利时也没有永远独立，这其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这其中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均势的不现实性”。均势是一种政策和理念，但是均势从来都不是静态的，它永远处于动态之中，甚至“均势”一词本身在某些语境之下也被赋予了动态的含义。所以摩根索认为A国与B国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可靠的”，这种和平局面也不是永久性的。李鸿章固然可以利用均势原理解决像天津教案和《烟台条约》这样的小问题，但是当涉及到卷入主要大国的国际关系时，他的“以夷制夷”策略必然是力有不逮的。

第二，李鸿章所冀图的远东稳定局势，只是均势模型中的其中之一而已。列强在一个小国或弱国之上的权力对冲，可能有利于小国的独立，也可能导致该国被瓜分。摩根索在论述完上述模型后，引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

只要这两位君主[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彼此不睦，德意志的自由就是有保障的。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他们豁然领悟，居然认为彼此成比例地扩张较之相互削弱所得到的利益更为直接和明确;也就是说，一旦他们认识到分赃得到的富足较之继续推行阻止对方损害其他各邦的旧的政策而得到的安全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那么从这一刻起，德意志的自由就不复存在了。[14]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中国就是这第二种可能性的例证：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互相牵制而保障中国的主权，相反，它们相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当一国在中国取得了利益之后，其他国家为了维持在华权力均衡，便纷纷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还有，列强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分赃得到的富足”，是因为有一个“利益均沾”的机制在起作用，这就使得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大大减小了，而合作侵华——即瓜分——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中国没有继续保持燕国的地位，反而面临着被亡国被灭种的危险。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自己。甲午中日战争之前的英国之所以没有维持住东亚局势的稳定，关键在于“中国的软弱”。我们知道，均势是大国之间的均势，小国和弱国的独立、被鲸吞还是被瓜分，完全是大国均势的反映。要想在国际体系中持久生存，一个国家必须本身具有强大的实力，必须本身能够成为均势的主体参与国，而不是均势的客体。这样一来，才能够“以夷制夷”而不“制于夷”。

因此，李鸿章外交的失败，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积弱。我们不能将责任归到李鸿章的头上，因为当我们全面认识李鸿章其人的思想时，就会看到，李鸿章的“失”是时代的“失”，而因为时代具有客观性，我们在看问题时，也就应该超越得与失。

四、超越得失：李鸿章及其时代

李鸿章的洋务思想的是极其丰富的，外交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只就外交论外交，很难得出对李鸿章客观的评价。李鸿章最重要的一个主张，我认为是“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李鸿章之所以“崇尚”外交，不轻言作战，原因在于他对于中西实力对比的清醒认识。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说：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夷势��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於孤注之掷，岂非祖国事如儿戏耶![15]

文中体现了作者对于时局的清晰判断，以及对清流党人主战误国的强烈批判。我们认为，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李鸿章的论述是准确的。因此，他极力主和，其实是避免国家更大的损失。李鸿章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告诫政府再不可“好勇斗狠”，而清政府的失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他的判断。

既然中西方的差距如此之大，要想在今后的外交场合有更多的筹码，必须自强，这就是所谓的“实力外交”。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言论中看出他对于内政外交的表里关系的论述：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中国诚能以其闲暇，选将练兵，通商裕饷，造船简器，内外同心，切实经理，何尝不可争雄于各国?

今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或谓起兵端，无论胜负，沿江沿海縻费奚啻数千万?以此区区收回番地，再留其有余，陆续筹备海防，忍小愤而图远略，抑当事诸公之用心欤!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

目前兵船未备，饷源尤绌，刚尚难用，只有以柔制之，而力图自强，为日后张本。

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不敢藐视，即西欧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然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

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以与人争，正恐常受欺侮，焦闷莫名。

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

从这些真切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全局擘画：以“和局”作为实现国家自强的外部环境，而又以“自强”作为称雄世界、争取永久安全的基础手段。因此，“在李鸿章的思想中，和局——自强——御辱是三位一体的，争取和局仅仅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一个前提。”[17]因此，李鸿章毕生的外交，都是要争取一个哪怕是屈辱的但却是和平的发展环境，这一点，他基本做到了，但正因为中国没有按照他的预期“自强”起来，我们也只能说他“基本”做到了。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则证明，没有后者作为有利后盾，连“前提”都将是虚幻的。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李鸿章的言论中频频看出急切的情态。是的，他急切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这样，不仅中国在外交上能够强而有力，他自己也能洗刷掉“卖国贼”的罪名。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强大的惰性，这种良好的“和局”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浪费掉了，这就是时代对李鸿章开的“玩笑”：它将李鸿章推到了“不知有朝廷”的地位之上，却要让他一个人来承担国家的全部荣辱。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会“悲李之遇”。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不学无术”，“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如彼云云也。”[18]我们现代人的观点也认为，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只变器物不变制度。但是，我认为，梁启超对于李鸿章未免太过苛责。李鸿章办理洋务几十年，改革愈深，愈触动“国体”;而国体的弊端，李鸿章是不会不知道的，他只是不能说而已。甲午战争之前，各项数据显示李的北洋舰队在实力上要强于日本，但李仍然“避战”，这里固然有个人权力的考虑，但是后来的历史确实证明，北洋舰队果真拿不出手。因为武器的精良与否固然重要，而对于现代化武器的现代化指挥方法更加重要。对于这一点，精心养护北洋舰队的李鸿章肯定有所认识，所以他才力图避战。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要将洋务运动向纵深推进必须要触动一些国家体制，因此，他才会对康梁的维新有所理解，并在太后责问时说出“臣无可逃，实是康党”的倔强言语，使得“太后默然”[19]。所以，洋务派本身已经触及到了国家体制改革的临界点，只不过，李鸿章以其老弱之躯，已经无法做出大动作了。他哀叹自己只是一个“裱糊匠”，大概也是出于这样一种人生悲剧吧。

这样看来，李鸿章玩弄“以夷制夷”的表层外交，不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罢了。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老人孤零零地游说于各个虎视眈眈的大国之间，而他背后的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在袖手旁观，局势有利则完事大吉、依然故我，局势不利则妄言卖国、动辄主战。泱泱大国，在没有足够的实力的条件下，却让李鸿章独自承担超越其个人能力的责任，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