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转专业：拒绝“一考定终身”18年之后

2023年6月11日，沈阳，高考填报志愿招生会吉林大学摊位。（视觉中国/图）

最早实行“自由转专业”政策的中国农业大学曾遇到一次危机。由于不准设置转出门槛，2013年前后，畜牧专业转出接近40%的学生。学生人数与经费、课时牢牢绑定，老师们坐不住了，认为政策制定“是有问题的”。

从数量上看，学校的管理者是在维护极少数学生的权益。自2011年中国农大实行“自由转专业”政策以来，每年转专业的学生大概在300人左右。相较于全校1.4万名本科生而言，人数少得可怜。

(资料图)

为什么要费力维护极少数人的权益？

鲜为人知的是，转专业并不是一项探索，而是某种回溯。

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刚刚诞生之时，转专业乃至转校都属司空见惯。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曾转到生物系就读，最终又在西语系顺利毕业。但1952年后，专业变成一个刚性存在，一定范围内的转换专业直到1990年代才有所松动。

转专业政策不仅是给学生带来二次选择，也是在专业和专业之间寻找一种柔性的尺度。但打破刚性并不容易。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在与学院的负责人开会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请各位稍微从领导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想想人才培养怎么做。如果是你的孩子，你希望有什么样的政策。”

私下，很多教授认为专业区隔对培养通识人才阻碍很大，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依旧要维护专业威严的高墙。

不断有学校尝试放宽转专业限制。2023年5月下旬，在一场面向优秀生源基地中学校长的活动中，吉林大学宣布“所有专业之间可以随意互转”。但也有不少学校对转专业提出更严苛的限制。某所高校曾试图将过去几年的转专业实践拿去申报教育成果奖，但颗粒无收。该校一位校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困惑：“要放还是收，教育界似乎没有共识。”

与之相对应的是，距离教育部发文同意转专业已18年，这项政策本身早已深入人心，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互换”仍鲜有高校实现。

第二次选择

不是第二次，是十二次。

2023年5月21日，在那场面向190多位全国重点高中负责人的活动上，吉林大学宣布将全面放开转专业限制，每人有12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据吉大教务处公众号发布的数据，新政之下，2023年该校共有1018名学生成功转专业。

“只要你选择了吉林大学的一个专业，就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专业。”该校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庆丰说。

这是十多年来中国高校放松转专业限制的缩影。自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实行自由转专业政策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等众多高校纷纷宣布专业转出无门槛。换言之，申请转出本专业时不设条件。

其中不乏更特立独行的高校，浙江工商大学甚至允许新生报到时互换专业。在一则2016年的报道中，就有四十余位同学，在自愿互换、父母知情、报双方学院和教务处审批同意的情况下，互相换了专业。

拥有第二次机会来之不易，但支撑学生们再次选择的动机却不尽相同。

有的学生愿意不断迎接更加激烈的挑战。中国农大2011级学生刘竹君来自四川绵阳，从小到大她在班里一直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进入电气信息类专业后，这位喜欢竞争的女生在大学物理面前感受到挫败，“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我都听不太懂在讲什么，很难受”。选择转入金融学并没有一个看似理性的理由，而是“转入经管学院的人最多，金融学看上去是竞争最激烈的”。

面试时，经管学院的老师问刘竹君，你说你学得很痛苦，但看成绩还挺不错的。刘竹君回答，“不喜欢（原专业），但我也强迫自己考出一个不错的分。”

加入一场竞争激烈的游戏需要规划和准备，成绩、绩点，甚至早至入校前就要作出计划。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刘霄在调研某双一流大学时，一位学生告诉他，自己高考时之所以要报考商学院，是因为这儿的学生转出时更具优势。为了争取到更强的竞争力，这名学生应聘为想转入的A学院的学生助理，并去旁听A学院的课程。

刘霄一直没能理解这位学生为何要从商学院转到A学院，在他眼中，两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学院，并没有太大区别。但这位学生在转专业成功后告诉刘霄，他很享受在A学院体验到的更精英、更高品质的教学过程。

转专业的动机也可能是为了避开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布能100%实现转专业。2009级学生吴礼彬是典型的中科大学生。上大学前，他已立志成长为一位科学家。当他以安徽省理科第273名的成绩进入中科大最引以为傲的物理学院时，这样的想法只增不减。

物理学院一直人才济济，学院老师中有17名院士，同学里隐藏着极有天赋之人。很快，当吴礼彬看到同学可以在宿舍、自习室里，表情畅快地讨论着物理问题时，他才意识到，成为科学家最为棘手的问题是，究竟要如何像他们一样，对一个学科有如此丰沛的热情。

“确实会存在‘逆向’的情况，从热门转到相对不太热的专业。比如，有从物理学院转到工程学院。”中科大教务处处长曾长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功利的角度想想看，去到竞争不太激烈的环境，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你不就是很厉害吗？有时争取第一名是很重要的。”

2013年曾有媒体报道，在中科大数学学院毕业生中，成绩前10%的学生有一半由外专业转来。

这并非偶然。曾长淦分享了一个数据，2016年到2022年，共有约290位学生获得中科大本科生的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其中有39名学生转过专业——这个1980年代设立的奖学金，前三届获得者中，有8人后来拥有14个权威学会会士（或院士）头衔。

那一年，吴礼彬所在的班级只有两位学生转出，一位去了热门的计算机系，吴礼彬则在听了一次与南极考察有关的讲座后就到了环境科学系。虽然他没有获得郭沫若奖学金，但在博士毕业前，他前往南极，抱着科研的崇高目的，铲了约60公斤的企鹅粪便。

为了生源，也为了理念

不同于十年前对开放转专业的一片叫好声，吉大公布转专业方案后，有观点认为，此举是为了拯救下滑的生源质量。2022年，该校的本科招生在河南、广西、山西多地出现断档，断档分数多出现在日语大类、水利大类等冷门专业上。

必须承认的是，一个自由、宽松的转专业氛围，会吸引更多高考生的驻足。刘竹君当时在山东大学和中国农大之间摇摆不定，当她得知山东大学对于转专业态度较为保守后，“客观上更偏向于进入农大”。

报考一所能更自由转专业的学校，像是拥有一个让时间倒流的按钮，仅需最少一个学期的努力，就有机会博回几十分的高考分差。

在新高考之下或许尤其如此，填报志愿对高考选考科目限制日益趋严，而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多数高校的转专业要求中，并未对高考选考科目作严格限定。

林万龙列举了一个数据，中国农大改革的第一年，2010级学生共有493人次提出转专业申请，307人成功转入新专业，成功率达62%。

越头部的大学，“按钮”的吸引力越大。刘霄记得，一位入学前就有转专业想法的受访学生告诉他，自己是全省文科第27名，而该校的分数线卡到26名，为了进入该校，他放弃选择专业的权利。

教育理念的变迁是更大的时代背景。2003年，复旦大学就开风气之先，让244名学生转到新专业就读。

风气之先其实是某种回溯。中国高等教育诞生之初，就已有转专业、转校的情况，并且手续并不复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张铭雨曾统计，西南联大时期，至少有一次转系经历的学生（有的学生甚至转系两次或更多）大约占学生总数的10%。

情况在1952年后发生改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庞海芍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1952年进行高校院系调整后，专业限定变死。1990年代，高校开始转专业探索，但迄今没能形成如欧美高校那样更具普遍性的制度。

允许谁转专业？

复旦开风气之先的两年后，教育部出台文件表示，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

政策本意是让学生多一次选择，但很多学校在落实时却遇到了现实“悖论”——允许谁转专业？

高校一般会在两个关口“卡”人，一是转出原专业时，会有成绩或其他表现有要求；二是转入新专业时，新专业也会设置笔试或面试等考核标准。

大部分学校还会限制转出的比例。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规定是，学院（系）拟同意转出的人数一般不得超过该专业本年级学生总数的10%。

“高校普遍规定，只有在原专业名列前茅，比如前10%的学生才具有转专业资格，但真正有转出需求的，其实是那些没有兴趣，导致成绩跟不上的学生，在逻辑上是个矛盾。”林万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而宣布放松转专业政策的吉大，限制条件也仍然存在。在2023年该校经济学院公布的要求中，报名条件包括全科绩点排名在所在专业前20%，如果曾在学科竞赛中获奖或发表过论文，排名可放宽到30%。

换言之，所谓“放松”是“转出不受限”，但“转入需考核”。也就是“拆门不拆槛”，这是大多数高校“放松”转专业的侧面。

中科大的老师们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悖论”。

2012年10月，中科大学生学业指导中心成立，是为配套转专业政策，帮助学生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专业。根据2014年《中国教育报》公布的数据，专业选择咨询的人数为205名，而因学习警示和预退学来咨询的学生达409名。“中心的老师大部分精力是帮助有退学风险的同学。”曾长淦说，“可以把转专业理解为一个托底政策，帮助他们顺利毕业也就挽救了一个家庭。”

怎么在政策精神的基础上体现出具体的“自由”？在2011年本科教学改革年里，中国农大给出了自己的方案：成绩、申请转出和转入的专业都不受限制。为了使政策落实彻底，还要求，如果某专业申请转入的报名人数在该专业事前公布的既定接收名额内，原则上应全部接受，不得设置障碍。

中科大的做法更为直接。该校2011年招收本科生约1800名，2012年教务处提供的转专业名额达590个，远高于192人的申请人数。另外，哪怕转专业不成功，还可以通过“个性化修读”的方式，跨专业选修课程，最后有机会获得另一个专业的学位。

2011年，时任校长柯炳生曾在中国农大校报上详细介绍改革的目标。他曾在中国农大经济管理学院工作过，出任校长前，又担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达十年时间。他认为，“让每个学生都能学其所爱，学其所长，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本基础”，但现实却是，“大学新生的专业选择，都有一定的盲目性”。

在2014年该校学生代表大会上，柯炳生再次提到“转专业”，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从不喜欢的专业中解脱出来”。在柯炳生看来，“自由”代表着“越是挂科，学校越鼓励你转专业，因为挂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不喜欢学”。

他很满意这项政策，因为“（转专业之后）他们都很快乐，都学得很棒”。

2019年6月22日，沈阳，高考招生咨询会。（视觉中国/图）

选择的勇气

就在高校纷纷表示放松转专业限制的过程中，另一个情况也开始被注意：政策放开后，转专业的学生并没有大幅增多。

这正是刘霄和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马莉萍研究的由来。他们所调研的某双一流大学，在2016年之前转专业政策遵循“严进严出”的原则。具体而言，学生需提交申请表并经院/系领导同意；转入院系主要基于高考分数、志愿排序、绩点等进行资格审查，根据具体接收转入学生的人数以及笔试加面试的考核，并要求本科成绩优良；部分理工科类院系对先修课程、学科背景及绩点有较高要求。

2016年，该校不再限制学生的转出。

但在调研了2016级1192位新生后，刘霄发现，入学前有转专业意愿的201位学生中，在2017年仍有131位，约65%的学生没有申请转专业。

究其原因，是大部分高校的“放松转专业”，仍是“拆门不拆槛”。

刘霄的调研结果显示，相较于失败了的学生，成功转专业的学生在大一学年全部课程均分上显著更高。

另外，学生们在转专业时也并不盲目，他们会理性权衡新专业的学习难度。一位起初想要转到化学专业但最终放弃的学生告诉刘霄：“化院比较累，很多学生写实验报告要写到很晚。我觉得我可能接受不了这种情况。”除此之外，父母也告诫他，说“化学有危害”。

刘霄发现，从入学前后对转专业的态度来看，截然相反的学生都有一个共性，高中阶段对于大学所学的专业了解不是特别多，“入学之后才发现，学的专业和之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但很难说对于专业的理解是如何形成的。中科大副校长周丛照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一个宿舍有同专业的四个学生，两个是第一志愿录上的，其他是调剂的，调剂的学生也不会转出去，但要是四个学生都是被调剂的，经常一年之后全转光了。”

刘霄的调研对象中不乏始终坚持要转专业的学生，但只占调查总人数的5.87%，“他们有非常明确的职业倾向，不是为了进入某一个专业而转，也不是单纯考虑某个专业就业好才转，而是真的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个领域深耕下去。”

事实上，那些转了专业的人，对于自己的自由选择也并非始终坚定。

吴礼彬转入环境科学专业后，对该专业的兴趣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地球科学方面的课程，相较于物理学的课程不那么抽象，加上野外实习的增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真正有兴趣的。”同时，他还会给自己心理暗示，“这是我选的，是我感兴趣的”。

有时，转专业成功的学生也会思索，究竟有没有兴趣这回事儿。对竞争持开放态度的刘竹君，在学习金融学的过程中，“一直有焦虑，不太确定我到底真正喜欢做什么事情”。刘竹君记得，长辈们会给一些建议，他们觉得，“是因为你在这个事情上没有扎下来，没能得到足够的正反馈，所以也难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反对者们

哪怕是最早改革的中国农大，也不断遭遇阻力。

2021年11月，转专业试点十年后，中国农大发布《关于规范本科生涉农专业转专业的若干举措》，提出为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涉农学院净转出人数一般不得超过当年学生数的35%。

林万龙将之视为一种熔断机制，“其考虑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导致某专业大量转出，甚至冲击到专业正常运行时，我们要有个保护措施”。他表示，但政策颁布后，并未达到这一上限。

中国农大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金帷认为，“与很多强调市场导向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同，在中国，专业建设与调整需要兼顾国家导向、学科知识导向以及市场需求导向。学校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事关国家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对涉农专业学生转专业做出一定比例限制，是对市场需求导向以及国家导向之间的有益平衡。”

这不是中国农大第一次遭遇类似的危机。柯炳生在2021年接受一档视频节目采访时曾讲到，某一年，草学科学专业30位学生，填表想要转出的人数达到二十多个，院长、副院长、系主任急了，跑到柯炳生跟前，问可不可以限制一下转出人数，并说草学科学其实很好，2011年之前本科毕业生就能拿到八千月薪。

柯炳生回答，“还能怎么办，白纸黑字出去了，（要）依法治校。”

学院和专业为什么会反对自由转专业政策？马莉萍曾撰文认为，至少有三点原因：各专业的招生名额均由相应部门制定，自主权有限；高校内部各院系专业的教育资源如教师规模、实验室设备等，在短期内难以调整；很容易造成冷热门专业分化更加严重。

具体而言，冷门专业如果转出人数太多，势必影响与学生人数挂钩的经费拨款。学生变少，还会间接影响到对老师的考核。“2018年之后，政策要求教授、副教授要给本科生上课。”金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是转出去太多，原先一个专业有三个班，变成了两个班，那有的老师就没有课上。”

“热门”专业也会有顾虑。林万龙发现，“（转入专业）会觉得不是因为你对专业没兴趣，而是学习习惯、学习能力不行，这样的话，你不‘祸害’那个专业，就要‘祸害’我这个专业了。”

在可见范围内，只有中科大在推行自由转专业政策时，“意外”地顺利。

但这种顺利是难以复制的。“学校一共40个专业，都具有理工科色彩，均衡度很好。而很多其他顶尖的综合性大学，文理工农医都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冷热门专业的区分度就会更加明显。”周丛照介绍，某所头部高校曾到中科大深度学习相关经验，但由于专业相差较大，那所高校的改革，阻力重重。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数理课程是中科大的底色，哪怕是偏文科的科技传播专业，仍然要学大学物理和微积分等课程。“从根本上消除专业设置上的壁垒，即便要转专业，大一学的课程也不会相差太多。”曾长淦说。

而2021年开始，中科大的招生政策也一定程度上更注重学生素质“均衡”，当年14个新高考省份，考生报考该校所有专业都必须选考物理。

在更多更综合性的大学，面对反对声音时，学校管理者只能借力打力。柯炳生曾反问草学科学的老师，既然（毕业生能达到八千月薪）这样好的话，“学生不报是他们无知，报了留不住是你们无什么？”

老师们回答：无能。

柯炳生补充道，至少是无为。

“它应该倒逼学院改革”

给学生第二次选择，重要性在哪儿？对此无法理解的大有人在。在中国农大尝试把自由转专业当做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时，就有老师提出，这个点会不会太小？

转专业并没有重要到让人常常回望。连那些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转专业学生也很少会想，如果人生之路没有重新选择，自己会收获怎样的生活。

但有一些影响是他们自己都难以意识到的。如今，吴礼彬已经是天津大学地理科学系的副主任。严格意义上讲，每届只有五十多位学生的地理系不是一个热门专业，但在过去几年，该专业的转入转出人数基本持平，每年都有十几名学生通过转专业加入地理系。

天津大学地科院有一栋白色的6层高楼。和其他老师不同的是，吴礼彬特别愿意领着希望能转入该系的学生参观这栋大楼，“让他们了解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优势是什么。”有时，哪怕参观的学生只有一位，吴礼彬也为其耐心讲解。也只有经历过第二次选择的人，才能领会出其中的珍贵。

柯炳生认为专业的“无为”，也是林万龙希望能通过转专业解决的问题。“它应该倒逼学院的改革。”

“为什么你的专业这么冷，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觉得学不到什么新知识，没有用。自由转专业后，学院就有压力。”周丛照举例，该校的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原来有大气科学专业，“现在改革升级为空间科学，相关专业知识直接和神舟9号、10号紧密相关。”

也有观点认为，“倒逼”其实是伪命题，因为冷热门专业变化的背后是社会趋势，学院能做的努力很少。

“选择”前的充分了解也十分重要。周丛照所在的生命科学学院，专业近年来被戏称为“天坑专业”之一，在净转出人数增多的几年，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调控名额，而是采取另一条路径，让生科院的老师深度参与到本科招生工作中。“把反对的力量转化为招生的力量。以前生科院只负责一个省的招生，现在负责三个省。换句话说，当招到的学生充分了解中科大生命科学到底学什么之后，他后期转出的概率就很小。”

但在金帷看来，转专业不仅仅是倒逼学院改革的手段，还应该看到转专业政策背后更深层次的大学培养模式问题，“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在刚性的专业壁垒中寻找弹性的空间，给予学生更大的自主，促进学生实现差异化、个性化学习”。

“很多老师的观念中，学生大学期间一定要学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知识。事实上，纯知识导向的人才培养观念已无法适应今天人才需求快速变动形势。”金帷认为，“人才培养应该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应给予学生更大的自主空间，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方向，除了转专业，学校可以通过增加选课空间、尝试更灵活的主辅修制度、开设微专业方式给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和选择，帮助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但目前以国内的情况来看，“在搭建专业和专业之间合作的弹性时，组织机制从不通畅”。

刘竹君在读林万龙的博士时，就记得林万龙会建议学生们去修读人文与发展学院的课程。

如果把转专业视为人生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很难考量它所激起的浪花究竟能延绵到多远的人生。有时，刘竹君会羡慕自己当年金融班的同学，当年一心想跟随林万龙学习的她，改学了农业经济学，当金融学的同学们大多已有可观的收入时，刘竹君依旧深耕在农业经济领域。

但刘竹君记得，导师最为信奉的人生信条来自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一句话，“人生的意义是理性思考和自由选择”。

（南方周末实习生李雅祺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