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校不让社会人员进去参观了?!”
今年十一期间，山东枣庄的宗女士带孩子来北京旅游，本想去几所著名高校参观，让孩子感受下大学校园文化，不料却吃了“闭门羹”——需要提前预约，且需要由本校学生以“亲友探访”为名进行预约。
“我记得以前不是这样的。孩子三四岁时，我带他来北京旅游，也进过高校参观，当时只要出示并登记身份证号就可以。”宗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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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北京，《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不少游客近期在各地旅游时都遇到了高校不对社会人员开放的问题。很多人对此有疑问：大学校园为什么不开放，到底应不应该对社会开放?
高校设置通行门禁
社会人员难以进入
连日来，记者以游客身份来到北京5所高校的大门口，均发现进入校园需要通过闸机，而过闸机需要提前预约并刷身份证进入。“没有预约不让进。”校园门口有保安告诉记者，“这是学校规定，我们只是按规定执行。”
如何预约?记者采访了解到，大部分高校的预约并不直接对社会开放。一名北京高校的学生向记者演示：需要以学生身份登录学校内网，进入访客预约系统，提前24小时为亲友预约，并刷身份证实体卡方能进入校园。
“为什么不让进?”在高校门外，记者遇到多位从外地来京旅游的游客，多数带着年龄尚小的孩子。“从小跟孩子说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这次想带孩子进校园体验下，没想到不让进。”有游客说。
还有游客吐槽说，好不容易想办法预约到了，有的高校需要携带身份证实体卡才能进入，电子版身份证“不好用”;且部分高校游览时间有限制，“预约成功后只能进去一次，都不敢出校门午餐”。
记者梳理了北京、广东、山东等地多所高校的进出校政策，发现目前大部分高校主要面向校友、在校生亲友开放，其他社会人员无入校途径;少部分高校实行实名认证，分时段限制、区域限制、提前预约等措施后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也有少数高校面向社会人员实行登记入校。
为了进高校参观，一些人开始想“办法”、做“攻略”。广东某高校在校生黎木木(化名)告诉记者，其学校同样只向在校生亲友开放，但很多社会人员有自己的办法进入，比如年纪轻的，在学校西南门骑共享单车可以进入，保安一般当作学生不会查验校园卡，“如果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学生，肯定被查，就进不来了”。
在北京某高校，一名在校生告诉记者，学校一侧门闸机口经常没有保安看守，而闸机又不够“智能”，只识别校园卡不识别人脸，学生可以多次刷卡带人进入。还有一栋楼联通校内和校外家属区，在晚上7点关门之前进入这栋楼，就可以进入学校了。
至于校园为何不对社会开放?多个高校的行政老师解释说，疫情发生后，高校普遍实行封闭管理，封闭管理有利于校园安全管理，可以减少校园开放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于是很多高校将这种管理措施延续至今。
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主任韩永安说：“一些高校目前没有面向社会开放主要基于以下因素：学生和教职工的安全问题、校园的承载能力，实行封闭管理可以有效控制人员流动，维护校园内的秩序和安全，防止外来人员进入校园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
多数群众期待开放
利于文化交流传播
江苏南京的王女士是暑期来京参观高校“碰壁”的家长之一。“作为外地的学生家长，假期带孩子到北京旅游，参观高校是‘重头戏’。我们希望带着孩子感受校园文化，让孩子产生对知识文化的憧憬。”王女士说，现在很多高校要么不好预约，要么预约名额“抢”不到，甚至出现一些“黄牛”，让人困惑且失望。
来自北京朝阳的张先生说，他很理解高校出于安全和方便管理等原因而实行预约制，但高校校园不对社会开放，阻碍了孩子对文化的美好向往，“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跟妈妈去高校转，看到美丽的校园，教室里上课的学生，老师和学生讨论问题，当时我就特别想上大学，立志努力学习将来上这个学校，最终梦想成真”。
山西太原的杨先生很怀念高校可以自由出入的日子。他小时候生活在某大学家属院，当时经常去校内图书馆摘抄。“直到我上大学，校园的大门都是敞开的，直接骑自行车进去就行，现在很多大学都封闭管理了，连母校校门都进不去，更别提其他高校了。”
就读于北京某高校的李同(化名)认为，大学校园不对社会开放，不仅阻碍了群众感受校园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学术的交流。
李同说，他曾协助所在学院和导师举办过几次学术讲座及座谈会，发现如果通过学校内网系统为校外人士报批因公入校，报批信息是从他的个人账号发出的，其个人要为进校的人承担相应责任。
“这种情况下，我只会极小范围地帮参会人员及其所带的博士生等申请入校，原本抱着兴趣来旁听学习的本科生乃至硕士生很难得到邀请参与进来，这容易使得学术研讨变成‘精英’聚会，影响了知识的‘开放’。”李同说。
记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就“高校是否应该对社会开放”随机采访了168人，其中包括100名高校学生及老师、68名社会人员。逾80%的受访者认为高校应该对社会开放，开放的好处很多，包括让更多人了解和体验校园文化生活、享受高校资源、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促进校园文化传播与知识交流等。也有少数采访者担忧校园对社会开放会影响校园秩序、环境和安全。
一位高校老师说：“大学是公共资源而非私产，对社会开放是高校理应承担的一项义务和责任，特殊时期的封闭管理不应该常态化，否则易造成行政管理资源的浪费。”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李昕认为：“学生的年龄段不一样，其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不一样，需要受到的呵护与保护尺度也不一样。大学里的学生大部分是成年人，是可以自负其责的，应该对大学校园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不能一概以安全为由建立过于严格的管理制度。”
李昕说，大学校园究竟是采取封闭性的管理还是开放性的管理模式，与大学的社会功能定位有关。“我们是采取以安全秩序为定位和管理的目标，还是更侧重一种开放的、让大学融入社会的目标?前者有利于降低风险、更加安全和有序，后者侧重于大学的知识性、科学传播、文化引领的作用。”
她认为，大学是知识、文化的高地，应该与社会融合。大学承担的功能是引领城市创新、引领市民提升文化氛围，为社会创新奠定文化底蕴，“如果当地高校是封闭的，那么整个城市文化难以是开放的、积极向上的、自由流动的”。
不断提高管理效率
逐步扩大开放范围
国家倡导什么样的高校管理模式?对此，我国法律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
韩永安介绍，根据《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教育法相关法律法规，高校有权自主决定其内部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其中包括校园开放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杨尚东认为，从教育部鼓励高校向社会开放参观的通知可知，国家提倡自主、民主、互动的高校管理模式。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高校校园管理属于高校自主办学权的范围，高校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校园管理规范，决定是否对社会开放。”
他介绍，根据我国学界观点，行政法上的公物是指以公用为目的、服务公共利益而由公法规则确认的财产，包括公共公物、行政公物和公营造物。“高校校园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并由《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确定，因此属于公物，从法理讲，应该承认老百姓普遍享有高校参访权。只是基于高校特殊性质，对参访权可以有所限制。”
“高校管理模式还应当看高校的性质。”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琳认为，高校如是私立承办，可以更多考虑纯自治管理，如是国立或公立，则应考虑公共服务的因素，而我国大部分高校运营资金是依靠财政资金和优惠政策来维系的。
“高等教育法规定，我国高校的三大功能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首先须考虑到公共利益，实现最大化和最优化的公共服务。这一观点在近年来的修法中也有所体现，比如201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共图书馆法就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徐琳说。
徐琳认为，高校封闭管理涉及公共卫生法、应急管理法和行政强制法等，须考虑比例原则在诸法执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和正当性，防控措施要考虑可操作性。在行使过程中，也应当坚持正当性原则，减少对私权利不必要的侵害。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疫情已进入平稳阶段，高校不对社会开放可能违反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杨尚东说，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适合于目的的实现，且选择对公民损害最小的手段实现目的，同时达成的收益应当大于造成的损害。“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行使相关行政管理权时属于行政主体，应当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高校大多为公立大学，由国家财政兜底，所有纳税人均为大学建设承担了一份力量，大学是所有人的大学，是全社会的大学。”杨尚东认为，大学在承担科研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需要积极开展社会服务，一些大学已经成为著名景点，当地的一张名片。另外，开放校园可以实现高校和社会双向受益，社会可以更加公平地享受高校资源和便利，高校也可以在开放过程中更好地融入社会。
多位专家认为，高校应该有条件地、渐进地向社会开放。韩永安建议，高校建立合理的访客制度，包括预约、登记、审核等程序，以保证校园安全;公布校园开放信息，定期公布校园的开放时间和限制区域，以及校园内各种活动的安排和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和社会需求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在确保校园安全的前提下，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开放和交流机会。
“高校校园的开放应当是渐进式的，可以通过预约、登记、管理等方式逐步扩大开放范围，并在管理上不断创新和完善，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需要加强对入校人员的服务和教育，确保入校人员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韩永安说。
